蒋佳怡1刘翔21.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在读研究生2.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副教授

1929年发掘的巴泽雷克古墓，出土铜镜、丝绸、漆器等典型中国器物，这一发现引起发掘者和相关学者的注意。G.N.鲁金科曾撰文专门论述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关系，认为这些中国器物来自乌孙昆莫与西汉公主和亲时中央王朝的赠礼[1]。1951年，以夏鼐先生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工作队在长沙近郊首次开展科学考古发掘，得益于《长沙楚墓》等发掘报告的发表，我们能够一览新中国成立之初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鄂湘两地的考古工作及发现[2]。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巴泽雷克出土的四山镜、凤鸟丝绸和折纹漆器，与长沙、江陵两地，亦即战国晚期的楚地，有着密切关系[3]。

壹、楚与楚文化“蛮”，是熊绎被周成王分封时便在楚人身上打下的烙印，此后八百年，楚国在战乱纷争中不断成长，却终败于秦，让后人不禁哀叹“亡秦必楚”。兴盛于江汉之间的楚国，虽被周王朝和中原各诸侯国视为“南蛮”，然而其农业、商业、手工业并不落后，反而非常发达，楚文化也独具特色。《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曾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4]；《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5]；《战国策·楚策三》《张仪之楚》篇，记载楚庄王所言“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6]；楚国的珠子亦是远近闻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一》篇，记载“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7]，《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8]。这些传世文献反映了楚国丰富的物产、繁荣的贸易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一）铜镜长沙楚墓出土的四山镜，是楚镜最为常见的一种。字体较短，花纹简单的四山镜出现较早，见于春秋晚期；字体瘦长，花纹繁缛的四山镜时代较晚，多与鼎、豆、壶共出，属于战国早期；四花八瓣四山镜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后，此外，还有三山镜、五山镜等[9]。（二）刺绣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刺绣制品数量多、保存好，多选用质地轻薄、平面整洁的绢为绣地，采用锁绣针法，花纹主题为龙凤，成品主要用作衣物的面和缘[10]。各地楚墓出土刺绣纹样形态各异，绣品整体采用左右对称，上下分区的布局；龙、凤、花、枝叶纹末端卷曲、相互结合，分区反复出现，流行花枝首尾相接；大量使用圆形图案、三瓣花图案做点缀和过渡；凤鸟形象极具特色，鸟喙一上一下，鸟头微昂，脸部以圆形凤眼抽象表示整体，鸟腿可分两部分，上部粗圆与身相接向下内收，下部窄细与爪相接，爪部张开呈“宝盖”状，通常立于枝叶上，与花叶纹融为一体（图一）。（三）玻璃珠楚墓中出土的素面玻璃珠和蜻蜓眼玻璃珠，是楚文化又一典型特征。统计发现，大部分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珠多为1-2颗：长沙楚墓中出土1颗玻璃珠的墓葬26座，出土2颗玻璃珠的墓葬4座，出土7颗的墓葬1座，仅1座墓出土148颗素面玻璃珠[11]；马山一号楚墓出土2颗蜻蜓眼玻璃珠[12]；江陵九店出土的素面玻璃珠均为串饰，但蜻蜓眼一墓中至多2颗，其中M410中，一颗位于外棺南侧挡板中部，一颗用丝带系在镜钮处，据此推测墓中零星出现的玻璃珠应该主要用于点缀器物[13]。文献记载楚人卖珠“缀以珠玉”，基于楚墓中出土玻璃珠的使用方式，推测点缀在“木兰之椟”上的“珠”指玻璃珠。同时，考古发现各等级楚墓均随葬玻璃珠，表明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玻璃珠是楚人的一大特点。集中出土于湖北江陵的钾玻璃珠，是楚人在继承传统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产物，也是楚文化的又一典型器物。（四）漆器楚地漆器独树一帜。湖南、湖北两省，是出土战国至汉代漆器最多的地方，器类之杂、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纹饰之繁、用途之广，代表了中国漆器制作的第一个高峰[14]。以凤凰山、马王堆等为代表的一批战汉时期墓葬，出土使用釦器、锥画、堆漆、镶嵌等工艺制作而成的漆器，长沙左家塘、江陵马山砖厂等楚墓，更是保存有中国最早的夹纻胎漆器[15]。楚国漆器常用木、竹做胎，木胎经斫削、镟凿、卷接、雕刻成型，黑漆为底，红漆和其余各色彩漆绘制图案，包括抽象的几何纹、夸张的动物纹以及表现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的各类漆画，少见钿螺、嵌金银等装饰手法[16]。漆器的应用涉及楚人生活的各个领域，耳杯、盘、扇、梳等日常用品；棋盘、鼓等娱乐用品；屏风等装饰用品；棺、俑、镇墓兽等丧葬用品；弓弩、盾甲等武器；以及伞盖、车辕等车具，虎坐立凤、虎坐凤架等更是凸显了楚国漆器的制作水平和艺术特点[17]。

四山镜、凤纹刺绣、钾玻璃珠和漆器，这四类器物均流行或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地，代表了楚人的手工业制造水平和文化特色，同类器物在阿尔泰山西北、新疆东部也有发现。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四物共出的楚墓，仅江陵九店M410有铜镜（素面）、刺绣、漆器、玻璃珠共出[18]。

贰、阿尔泰巴泽雷克冻土墓阿尔泰山是一座西北—东南走向的断块山脉，横亘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国、蒙古交界处，山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类型多变，自然带多样，水资源丰富，自青铜时代便有游牧人群生活于此。公元前5—前3世纪，阿尔泰地区被巴泽雷克文化人群占据，典型文化遗存即巴泽雷克冻土墓[19]。1929年和1947-1949年两次发掘，揭示出巴泽雷克文化的基本面貌，确定了其文化特征和存续年代。巴泽雷克墓地位于阿尔泰山脉巴泽雷克山谷中，两侧有高山融雪形成的河流，该地年平均气温低，冬季持续时间长，夏季持续时间短，昼夜温差大，地表植被以山地草原为主。墓地分北、中、南三部分，各有一至两座大型墓葬，周围有众多小型墓葬，地表均有圆形积石封堆。根据封堆和墓室大小，可区分大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大型墓葬封堆直径约36-46m，中心高1.8-2m，墓室高4-5m；小型墓葬封堆直径10-15m，中心无积石，墓室高2.2-3m。大型墓葬墓室内用圆木搭建双层椁室，随葬品和殉马数量多于小型墓葬，马鞍、缰绳和头饰在马匹下葬前被取下，而在小型墓葬中，这些东西直接佩戴在马的身上。东西向的竖穴土坑墓室位于石堆中心，木棺紧贴墓室或椁室南壁东西向放置。由于被盗严重，仅能根据保存较好的5号墓和2号墓进行埋葬细节的推敲和复原。墓葬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腿部微屈，右手放于尺骨处，左手肘部弯曲，放于胸部，头端常放置一件木质枕头或小凳。由于木棺内空间较小，合葬个体常上下叠放，中间用羊毛毯相隔，死者下葬时仅穿戴鞋帽，佩戴各种饰件，衣服和长裤放在墓室一角。随葬品集中在木棺北侧，包括铜器、陶器、木器、纺织品等；墓室北部殉葬马匹，因空间局促，马匹的摆放没有定式，但大多情况下将马头向东摆放，佩戴华丽头饰的马匹通常摆放在第一排，与马匹同时埋葬的还有马鞍、缰绳等马具和车轮。

据各类遗物和人骨的摆放位置，可将墓内空间分作三部分，南部摆放木棺和墓主，中部为随葬品，北部放置殉马和车具，似乎表现出巴泽雷克人群的下葬过程：先将放有死者的木棺摆放在墓室南部，随后可能会进行一些祭祀活动，将牛奶、奶酪等食物放置在随葬的容器中，最后在北部略高于墓室的地方埋葬马匹和车轮。基于此，巴泽雷克墓地的随葬品组合也可大致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为墓主穿戴、随葬的衣裤和配饰，第二类为木桌、陶壶、铜鍑等容器，第三类则是各种车马具。

叁、巴泽雷克墓地出土楚文化相关遗物（一）凤纹刺绣巴泽雷克5号墓，位于墓地南部，属大型墓葬，男女合葬，椁室北部散落各种被盗墓者破坏的随葬品，墓室北部殉葬9匹马，随葬一辆马车。该墓北部殉马坑出土一件刺绣鞍褥和一辆被拆解的四轮马车，马具上贴敷漆皮，墓室内还出土绿松石珠。丝制刺绣鞍褥长226厘米、宽62厘米，刺绣图案为凤鸟神树，边缘装饰两圈窄带状的蓝色毛毡，里面是一条红褐色的毛毡，上面有三齿状的皮革剪裁装饰，贴有金箔和锡箔，下缘装饰有三个由皮项圈固定的毛质流苏。刺绣图案左右对称，上下分区，凤纹与花草叶纹相互结合构成一组图案并重复出现，凤鸟昂首立于枝叶，花枝首尾相接，末端卷曲，整体风格与江陵楚墓出土绣品如出一辙（图一）。略显僵硬立于枝叶上的凤鸟，与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刺绣凤鸟纹样类似，花枝末端点缀的太阳花和底端凤鸟夸张的冠部也可以在马山楚墓绣品中找到原型（图二-1、2、3）。绣品采用的锁绣也是楚地流行的刺绣技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绣品经过改造，边缘的毛毡和皮饰显现出游牧文化因素，用作鞍褥，与楚地丝织品的用途大相径庭，这样明显的区别与阿尔泰地区寒冷气候和人群生业方式有关，轻薄的丝织品无法保温，易损的质地在骑马、狩猎过程中极易毁坏。5号墓椁壁上的毛毯，以拼花技法表现了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与巨大神鸟搏斗的场面，神鸟一长一短略呈“宝盖”状的爪子，延伸卷曲结花的尾部，点缀有圆形图案的翅膀，上粗下细的凤腿，以及逗号状的距，表明其形象来源为很可能是楚国的凤鸟（图二-4、5）。左侧斯芬克斯原型为西亚神兽，右侧神鸟源于楚国，两兽相斗的题材和斯芬克斯头顶的鹿角是阿尔泰地区的流行元素，三种地域文化要素和谐共存，是东西方文化和平交流、互鉴共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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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车

5号墓殉马坑中还随葬一辆被拆解的四轮马车，由桦木制成，无装饰，两轴四轮，车轮直径160cm，每轮有34根70cm 长的辐条，前后轮间隔6cm，车厢底部由六块木板拼接而成，边缘围接雕刻的木杆成栏，14根立柱支撑着圆角方形的顶盖形成车伞，还有两件车轭。巨大的车轮和狭小的前后轮距离，表明这辆马车不适合实际使用，可能是专门用于陪葬的冥器，多根辐条的车轮则与墓地其余墓葬出土的实木车轮形制不同。就埋葬习俗来看，车马同坑在马家塬墓地和九店楚墓中亦有出现，但区别也十分明显。马家塬墓地将髹漆敷金，装饰华丽的马车叠放在墓道中，头蹄代整马葬在余处，少见以驾乘姿势殉葬的整马[20]，九店楚墓则是在墓坑北部单独设置一车马坑，马头向北，马身南北摆放，车舆向南，一车两马，东西向摆放两车四马，马车无装饰[21]。马家塬和楚墓的马车均为单轴双轮，圆形单杆伞盖，可见三地的车马埋葬均有差别。早在公元前14世纪，南高加索地区鲁查申（Lchashen）墓地出土被认为来自中国的单轴双轮多辐条马车[22]，当然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高加索地区独立发展出的马车样式[23]，基于多轮辐（20-30根或更多）马车出现的数量极少，且与同一个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马车饰件形制差异较大，本文倾向于这种马车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那么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的34根辐条马车，应借鉴了中国马车的设计。

（三）铜镜

巴泽雷克6号墓，位于5号墓西北30m处，属小型墓葬，埋葬一位成年女性和一年轻女孩，无椁室，木棺紧贴墓室南壁放置，墓室北部殉葬3匹马，出土四山镜、漆盘、玻璃珠和玛瑙珠。四山镜，残，直径11.5厘米，厚约1毫米，边缘素卷约0.9厘米，双重方纽，中心置一小旋钮，四角伸出相连的两个心形叶纹，山字粗短。与长沙楚墓出土的Ⅱc式四山镜形制相同，流行于战国晚期。在阿尔泰山西麓的一座墓葬中也有一面与巴泽雷克所出四山镜完全相同的铜镜[24]（图三）。阿尔泰边疆区佩尔沃迈县菲尔索沃-ⅪⅤ墓地和阿尔泰共和国翁古代县亚洛曼-Ⅱ墓地，出土三件铜锡铅三元合金铸造而成的铜镜，镜背纹饰均为典型中国图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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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中国制作三元合金铜镜其铜、锡、铅分别占比约68%、24%和8%。菲尔索沃-ⅪⅤ墓地铜镜含铜量介于50-63%，平均为58.81%；含锡量介于27-39%，平均为31.41%；含铅量介于7-11%，平均为9.05%，因检测位置较多，结果波动较大，但是仍可发现相关数据，尤其是茬口处成分占比与临潼新丰和湖南长沙出土的同时期铜镜接近，应是中国制造。年代稍晚的亚洛曼-Ⅱ墓地出土的两面铜镜，平均铅含量高达14.21%和12.58%，锡元素为32.80%和29.15%，铜元素较低，平均占比52.81%和56.27%，与菲尔索沃-ⅪⅤ墓地和中国铜镜配比不同，又明显区别于同墓地其余铜镜。（表一）。

表一 阿尔泰山地区出土铜镜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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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泽雷克2号墓中还出土两件有柄镜，装在皮质和毛质的小袋中，由于被盗，无法得知这些铜镜的原始埋葬位置。楚墓中的铜镜也有镜衣包裹，常放在墓主头端或头箱，与梳子、篦等日常用品同出，用作日常梳妆。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铜镜除了日常生活使用外，也可能被用作沟通神灵、预测未来[28]。

（四）玻璃珠

5、6号墓中出土玻璃珠（glass beads）、绿松石珠（six-sided turquoise beads）、玛瑙珠（cornelian beads），多零星出现，用于点缀装饰皮包等，用途与楚地基本相同。根据对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玻璃珠的成分分析，除巴泽雷克墓地外，俄罗斯奥伦堡州波克罗夫卡（Pokrovka）墓地[29]、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别列什（Beresh）墓地均出土K2O含量较高的玻璃珠，该类玻璃珠通常被认为来自印度[30]（表二）。但是，一方面印度地区发现的钾玻璃珠数量较少，且两地玻璃珠中Na、Ca两种微量元素含量相差较大，应不是同一原料配比；另一方面，巴泽雷克5、6号墓玻璃珠的用法与楚地一致，且与典型的楚地刺绣、铜镜等器物共出，或许说明阿尔泰地区的钾玻璃珠与楚国关系更为紧密，详细分析将于下文展开。

表二 各地出土玻璃珠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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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漆器

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漆器最初并没有引起发掘者注意，但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经过显微观察和成分分析，发现属于巴泽雷克文化的奇内塔Ⅱ（ChinetaⅡ）、希别（Shchibe）等墓地出土的漆器成分相同，是中国制造且来源单一，在奇内塔Ⅱ、巴沙德勒（Bashadar）墓地还出土了夹纻胎漆器，说明这些漆器的来源地极有可能是发现了最早的夹纻胎的楚国[35]。

马车、刺绣这类贵族使用的器物出自大型墓葬5号墓，铜镜、漆器这类在楚地普遍出现的器物出自小型墓葬6号墓，进一步表明5、6号墓之间的等级差异。就墓地整体来看，5、6号墓相距较近，集中出土中国古物，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巴泽雷克与长沙、江陵相距甚远，楚地器物却出现在高山冻土墓中，这些遗物跨越数千公里，历经千年，反映出文化交流的广泛与深入，其传播路线和传播原因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肆、联通两地的路线东天山与中天山之间有一自然的断裂，形成了天然的南北通道，阿拉沟墓地便位于这一断口处。根据随葬器物组合和特征的演变，可将阿拉沟墓地的竖穴石室墓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墓葬出土了漆器和刺绣[36]。这件绣品残损严重，弯曲的粗线条表示该物的身形，短弧线将其身体分隔成段，中部一组平行的细线将身体隔为左右两部分，爪部代以状似流苏的细线条，整体风格与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绣品上的龙凤相搏纹极相似。龙凤相搏纹描绘凤鸟大步向前追啄一龙，龙反身躲避的情景，以弯曲的粗线条表示龙凤灵动的身躯，并用弧线分隔，尾部、爪部等用细线条表示[37]（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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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沟附近，与阿拉沟墓地同属苏贝希文化的洋海墓地，共有墓葬521座，根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和型式变化，可分为四期[38]。ⅡM154为三期后段遗存（前5世纪-前3世纪），出土串珠一件，由354颗大小不等的玻璃珠、玛瑙珠穿连而成，其中的紫色玻璃珠，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为钾玻璃珠。无独有偶，温宿县包孜东春秋—西汉时期的M58中，也有钾玻璃珠出土。根据成分，Brill将印度玻璃分为两类：高铝低钙玻璃（high alumina low lime）（Al2O3＞3.5%，CaO＜4.5%）和钾钙玻璃[39]，将中国出土玻璃制品分为五类：纳钙玻璃、铅钡玻璃、铅玻璃、钾钙玻璃、钾铅玻璃[40]。干福熹则将中国出土汉代以前玻璃制品分为四类：纳钙玻璃、钾钙玻璃、铅钡玻璃、钾玻璃，认为除纳钙玻璃，其余三类均为中国发明制造，钾元素源于原始釉瓷烧制技术，铅元素源于青铜铸造技术[41]。目前，关于中国钾玻璃珠来源有两种观点：一为古代印度传入，一为楚国当地制造。首先，两地出土最早的钾玻璃年代相近，且中国在数量上更胜一筹[42]，其次，扬子江流域成熟的原始釉瓷烧制技术是制造钾玻璃的技术基础[43]，江陵秦家嘴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穿孔处残留着烧结砂砾的蜻蜓眼，则是楚国烧制玻璃珠的直接证据[44]，故楚地钾玻璃珠应为本土烧制，中国西北和阿尔泰地区的钾玻璃珠也很可能与刺绣、漆器、铜镜等楚国器物一道传入。但是，根据成分对比发现，江陵楚墓、包孜东墓地、洋海墓地和巴泽雷克墓地的钾玻璃珠，K、Na、Ca三种元素含量近似，Al含量差异明显，楚地江陵明显高于其余地区，应是高岭土所致（表二）。高岭土（2SiO2·Al2O3·2H2O）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非金属矿物，可塑性强、耐火性高，我国南方，尤其是江西、湖南两省，原生高岭土资源丰富，居全国前列[45]。由于Al2O3含量的显著差异（表二），可以推断包孜东等墓地出土的钾玻璃不是楚国制品直接输入，其它元素近似的占比又显示这些玻璃珠使用了相同的助融剂——草木灰，这一情况反映出新疆地区的钾玻璃是学习、借鉴楚地技术，采用本地原料制成，并且进一步影响了阿尔泰地区。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二期文化墓葬，约为春秋—西汉时期，出土刺绣、漆器等[46]。M54出土刺绣残损严重，仅剩的纹样与西汉马王堆刺绣纹样中乘云纹类似[47]，而楚墓中不见类似风格图案（图五-4、5）。M44出土漆器残片，黑底红彩，纹饰依稀可辨，与江陵九店楚墓出土陶器、漆器上的涡纹或勾连云纹相似[48]（图五-1-3）；M14出土的翻转鹿纹木梳和箜篌，则与巴泽雷克文化的相关（图五-6-9）。上述遗物表明扎滚鲁克墓地与楚地和阿尔泰山地均有联系。新疆北部与阿尔泰地区毗邻，阿勒泰地区塑柯尔特类型与巴泽雷克文化相似的墓葬制度体现出巴泽雷克文化人群的迁徙扩张，博格达山南北的苏贝希文化，尤其是阿拉沟墓地出土的动物纹牌饰，体现两地之间人群的交流，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木梳和箜篌，说明巴泽雷克文化已经影响到塔里木盆地东南缘[49]。临近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便是一条从古至今都十分重要的交流通道——河西走廊。走廊东端的固原、天水、庆阳地区，发现大量与萨彦—阿尔泰地区类似的马具、武器、动物纹牌饰[50]，与这里的戎人部落为邻的，就是秦国，再向东去，就到了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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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秦楚两国频繁联姻，《史记·秦本纪》载“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51]，《史记·楚世家》载“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52]。楚国公主携带大量本国制造的器物出嫁秦国不足为奇，秦国君主或将这些制作精美的器物赠与周边部落首领。诸如刺绣、漆器、铜镜等极具楚文化特色的 “奢侈品”通过不断的物物交换，最终落入阿尔泰山巴泽雷克贵族手中。而在内蒙古中南部，出土的大量牌饰、带扣等，其装饰题材亦可在萨彦—阿尔泰地区找到原型，器背铭文表明这些器物可能是秦、赵两国工匠专为游牧贵族所造。燕下都和中山陵也有同类器物出土，说明北方各部落与诸侯国间也存在物质交流[53]。《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时“灭庸”“伐宋”“伐陈”“围郑”[54]，楚惠王时“东侵，广地至泗上”[55]，楚怀王时“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56]可知楚国疆域一度可至今河南商丘、山东泗水一带。因黄棘之盟被扣押在秦国的楚怀王，出逃时直通楚国的道路被秦人阻挡，转而借道赵、魏两国，说明楚国与其北方各诸侯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反复往来和密切联系。大堡山墓地出土的羽地纹铜镜、哈密黑沟梁墓地出土的羽地纹铜镜和漆皮残片，进一步表明中国北方地区东西方向的交流与联系。据此，战国末期楚地典型器物在各诸侯国和北方各部落间几经易手，先北上至内蒙古中南部后转而西行，到达天山东部后折而北上，最终抵达阿尔泰山也是有可能的。伍、结语汉初，势力强盛的匈奴已占领新疆东部，而汉王朝正处于筚路蓝缕的初创期，经东天山北上出阿勒泰至阿尔泰山的路线必有重重阻力。为联合败于匈奴而西迁伊犁、大夏的乌孙、月氏，汉武帝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更是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盛，两相结合，导致阿尔泰地区与中原联系的日渐式微。尽管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大规模的军事反击使汉王朝先后收复河西走廊和西域，并将匈奴王族逐至漠北，最终导致匈奴内部分裂。但由于北迁的匈奴政治军事中心位于漠北而非阿尔泰山，故汉匈之间物质文化交流即便存在也不会在阿尔泰地区有明显表现，与之相对，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贵族墓葬受汉文化影响明显。本文通过梳理相关考古材料，将江陵、长沙两地楚墓中出土的四山镜、凤纹刺绣、钾玻璃珠和漆器等典型楚文化遗物，与巴泽雷克冻土墓出土四山镜、凤纹刺绣、钾玻璃珠、漆器相比较，再结合巴泽雷克文化葬俗葬式、随葬组合和典型随葬品，讨论战国时期阿尔泰地区与楚国的文化联系与交流。通过梳理新疆发现的刺绣、漆器、玻璃珠和巴泽雷克文化相关遗存，推测带有楚文化因素的器物极有可能经河西走廊，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流转至阿尔泰山区。该路线最终的衰败，表明在匈奴的强压下阿尔泰地区与汉王朝之间的交流重重困难，说明文化交流与政治格局之间的密切关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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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蒋佳怡 、刘翔：《巴泽雷克墓地出土楚文化遗物初探》，载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2月，頁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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